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弓长岭铁矿劳工幸存者口述
弓长岭铁矿地处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境内，西距辽阳37公里，东邻本溪34公里。从安平起向东南绵延10公里大山，含有自然形成的铁矿矿脉，其蕴藏量约17亿吨，是不可多得的矿产宝藏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并进行了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。在日本侵略者霸占期间，弓长岭变成了人间地狱。他们在那里建立严密的统治机构，采取法西斯手段，强迫大批中国劳工开采矿石。从1933年5月到1945年8月，他们夺走矿石1000多万吨，同时有成千上万的中国矿工被奴役迫害致死，抛尸于三道沟万人坑。弓长岭铁矿万人坑的堆堆白骨，就是日本侵略者那段罪恶历史的真实记录。下面选录的就是部分劳工幸存者的口述资料。
周庆生 肖金福 郑良廷
王发云 尚兆禄 刘治祥
马纪功 王臣远
周庆生：
（按：周庆生，中共党员，山东曲阜县陈庄人。原为弓长岭采矿所工人。此材料形成于1974年1月3日。）
我16岁那年，李允梦派二把头来招工，从吴村乘车到济南，上车后一路上三天三夜只吃了四顿饭，济南一次，天津一次，山东一次，沈阳一次，到辽阳没停一下就拉到弓长岭。在途中只给干粮吃，不给水喝。在锦州停车时，没有水大家下车到路旁抓雪吃。我去的时候，鬼子已侵占山东二三年了。我到了弓长岭在29组干活，住29号房子。
第二年，闹了伤寒病，去了一个鬼子和两个二鬼子(伪官佐)。我在炕头盖被躺着，日本鬼子把被掀开，见我没吱声，就问同房的工人，怎么了?别人说病了。这时鬼子就说我不行了，让二鬼子就把我抬到三道沟快过河时扔在那里了，由于鬼子在那看守着，工人也不敢救。这时正是五六月天气，又下了雨，我哥下班见我没了，一问才知道。接着，两个哥哥(另一个是婶娘家哥哥)去找我，才把我救回。抬回屋里发了汗才好的。这场病一般的十个人得死七个。得不到治疗，如果没有人照看就都得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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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金福：
（按：肖金福系转业军人，原籍济南，现住山东省齐河县城关老肖村。入伍前系弓长岭采矿所工人。此材料形成于1971年10月20日。）
我是1943年阴历三月份经弓长岭矿42组大把头王贵成由山东济南招华工招来的。当时招工有招工广告，上面写的是东北鞍山昭和弓长岭铁矿招人，下面有招工条件，工资平均每天两块钱，吃大米白面等等。因为那时不认字，别的记不太清楚了。招工时发了一个证，上面贴有一寸照片，在出山海关时，往上面盖个戳。当时说招一个工人给50元钱。我和哥哥肖金明一起来的，把头说我小，不给钱，给哥哥30元钱，扣下20元，说是留路上的费用。
我到弓长岭住在大工房子里，在42组时，我住在3栋，工房子里有两铺炕，一铺炕住30多人，夏天又潮又湿，蚊子臭虫挺多，铺的是破席头，没有席头铺草袋子，枕的是木头、砖头。吃的是日本人配给的高粮米，发霉的玉米面和橡子面。我吃的肚子疼，不能上班把头还说我装病，硬逼我上班。每月挣20来元钱，每个月要扣留鬼子费五六元钱，每年三四月份扣一次“敬老君费”，每人两元多钱。那时候把头说：“你们都要敬老君，你们都在洞子里干活，靠老君吃饭，如果不交敬老君费，惹犯了老君，砸伤你们我可不管”。收上去的钱，把头和领班的都用了大吃大喝。每个月还要扣十多元的饭伙钱，买水靴一双要两元多钱，这样，一个月的工资剩五六元钱。
我到弓长岭三道沟埋葬我哥哥肖金明，他是在42组通洞三道东二号冒顶时被砸死的。那时三道沟的南山坡上一直到半山腰，坟包一个挨着一个。1943年下半年，来一批穿黑衣服的人，开始修矫正辅导院，过了两个月，又来一批穿黄衣服的人。我住在矫正辅导院北的工房里，1944年6月，看到一个日本人和几个辅导警押着十来个辅导工，牵着一条狼狗，在三道沟挖坑。我住的工房靠近辅导院，最多时看到从里面用木匣子抬出二三十个尸体扔进三道沟。
1944年下半年，我亲眼看到有十几个辅导工越狱，有的向三道沟跑，有的向对面沟跑，当时被抓回来一个，还有一个跑到陈家堡子北山坡，被日本官佐打伤，拖着回来。抓回来的人，被押到上下班的道旁，就是现在的苏家车站，一个日本官佐监视，由辅导警用洋刀将他们当众砍死。
1944年10月，我给哥哥上坟，顺便拾点柴禾，看见万人坑，靠下面的一个坑(现在展览馆里展出的那个)，已装满了尸体，以后又挖了三个坑。1944年冬又修了炼人炉。1945年6月，我在小河边洗澡，看到炼人炉冒着黑烟，嗅到一股子腥味。
1945年，有一天，我下班时走过水泥桥，道旁有个妇女边走边哭，大伙问她怎么回事，她说：“我男人被抓劳工的抓来了，在弓长岭矫正辅导院，我来看他，没看见。有的辅导工人告诉我说：你男人已经死了，扔进三道沟了。我在三道沟找到了，一看还有点活气儿，我就从附近一个老大娘那儿要来一碗水，给我男人喝了，他就从坑里往外爬，刚爬出坑沿，叫一个辅导警看到，这人大胡子，长方脸，他用洋镐把又把我男人打死，推到坑里去了，我就哭……辅导警打了我两个嘴巴，我从腰里拿出十几块钱给了他，他才放我走。”大伙问她叫什么名字，什么地方人。她说她家住在哈尔滨道外，名叫王秀珍。我记得她当时20多岁，穿蓝旗袍。
我在矿山一直到祖国光复。1945年9月到辽阳参加八路军，建国后参加抗美援朝，于1952年转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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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良廷：
（按：郑良廷，山东临朐县人，原为弓长岭采矿所工人，家住辽阳市东京陵乡唐户屯。此材料是本人回忆，其母冯玉兰补充，1972年3月17日调查整理。）
我家原住在山东省临朐县许家峪村，在没有来到弓长岭时全家有祖父、祖母、父亲、母亲、三叔、三婶、四叔、二弟、三弟和我共10人。当时祖父和父亲在山东卖短工，家中生活非常困难，维持不了生活想闯关东，投靠老乡李恒喜。1939年我9岁时，父亲、母亲、四叔带领二弟、三弟和我从青岛坐船到大连，从大连坐火车到安平，在弓长岭矿找到了李恒喜，李恒喜在二道岗子给我们找了一个房子。
第二天，我父亲就到61组上班，每天挣一斤米粮还不够吃，我就和四叔要饭吃，维持家中生活。父亲由于在井下做业，条件不好得了腰腿疼病，总共做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就不能上班干活了。1939年11月21日，李恒喜找一个姓余的大夫给开了一个药方，晚上母亲把药熬好，父亲吃了不到二三个小时就死去了。
父亲死后，家里没人上班，我和四叔继续要饭，过了一段时间，李恒喜就叫我四叔上班，当时他才十五六岁，我母亲说四叔年龄太小不能上班。李恒喜不答应，就叫一个外勤来逼四叔上班，四叔不去，当时就把四叔打了。有一个姓赵的对我母亲说，叫他去吧，不去也可能被他们打死，去还能逃一个活命。去了两年，一天夜班，带病到井下通洞头通盘山干活，还没到下班时间，四叔就被一个老乡背回来，到亮天就死去，他活活的被打死了。
四叔死后，李恒喜看我们家没人干活，就叫我们搬家。冯治成在对面沟给我们找一个小破房住下，以后，我四弟也饿死了。母亲就领我和二弟讨饭，把三弟扔在家。一天，我们要饭回来晚一些，进屋一看三弟也活活饿死了。当时有一个老乡叫李子元，看我们家生活没有办法，就张罗给我找一个地方去干活。那年我才11岁，又托人，又打手印，才把我分配到后台孙结龙班，叫我看工具。
1943年，母亲又偷偷的给三叔去信，说这边很好。三叔接信后，就领着奶奶、婶婶从山东来到弓长岭。李恒喜又把三叔领到劳务系打手印，第二天三叔就上了班。李恒喜又给我们在陈家堡子找了一个住房。过了不几天，母亲就对我奶奶说，你们来了，孩子交给你了，我要走了。奶奶说我要知道这样，我饿死在山东也不来，你还要走。奶奶又说你到我家十几年了，也没有享着福，你要走就走吧。就这样，我母亲改嫁到陈家堡子老崔家(叫什么名记不清)，这个姓崔的当时是大把头。
三叔是打眼工，跟李连弟一盘机器。在通洞头道干活，正赶上冒顶，其他人都跑出去了，三叔被砸死了。第二天，我们去看尸体，脑袋打两半了，腿也打断了。
后来奶奶得了病，李恒喜带两个外勤去我家说奶奶的病是传染病，叫我们搬家。我们没处搬，李恒喜就硬把奶奶抬到外边大道洋沟去了。李恒喜吓唬说，如果你们把老太太抬回来我就活活把你们打死。奶奶在外边盖一个破席头，铺一个破席头，过了五六天就死了。在奶奶死前，李恒喜就说，你们老郑家欠我钱，要拿三婶给顶债。还说，她是我们姓李的姑娘，不能跟你们受罪，说完就强迫把三婶领走卖掉了。
奶奶死后我领弟弟到我母亲家去过，当初还给我们点吃的，后来母亲对我们说以后不要来了，你们来我还得挨打。过了不久，母亲瞒着我领着二弟从老崔家跑了，我也不知道。母亲跑后，后老(继父)问我，你母亲哪去了。还暗地跟我好几天，没有发现什么才拉倒。最后剩下我一人，还在矿山干活。在那时自己白天黑夜的干也挣不来自己的饭钱，这样日子长了，我就有点受不了啦，上班困了就溜号。有一天叫日本人看见了，说我是“小偷的干活”，就上来打我。我一跑掉在小桥板子里边把脚脖子卡坏了，没有钱医治，在1945年就变成了漏，变漏以后我在三姑家住了三个来月就光复了。
我们一家十口人，来弓长岭矿山七年死了六人，卖掉一人，改嫁一人，只剩下我和二弟二人，我还被折磨成残废。光复以后，就靠我二姑养活。1956年2月，辽阳市号召青年去铁岭开荒种地，我报名参加了。当时铁岭有个区长姓刘问我你怎么拐了，我说了我的遭遇。他拿钱送我去兰家洼医院上药，上了半年腿就好了。第二年我回到辽阳，在庆阳农场当临时工，1958年转正，生活好了，还结了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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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发云：
（按：王发云，山东肥城县人，鞍钢弓长岭铁矿退休职工。此材料形成于1971年9月28日。）
我11岁至14岁时在山东肥城县桃园给地主王成有放羊。13岁开始当半拉子扛活。大约在1932年11月份左右，奔到弓长岭的。开始在东杨木4组干活，扛钎子。4组的大把头是杜连和，在4组干不到一年，第二年又到58组干活，大把头是张传金。
那时候，我住在工房子里，先住在7栋58组，后来又搬到8栋、21栋、51栋、58栋住过。我们住的工房子是漏的，一到下雨天，外头不下，屋里也下，又潮又湿，满屋子跳蚤。冬天屋里四面上霜。我们没有铺盖，人多的时候，大家挤着互相取暖，人少的就盖草袋子，铺的是破炕席和草袋子，没有破炕席和草袋子的就睡土炕。十个人有九个枕木头或砖头。我那时是把两个草袋子套在一起，袋子口的两边缝上，留个能钻进一个人的口，睡觉时，脑袋留在外面，就这样，连铺带盖都有了。我枕的是一个木枕头，枕头底下是方的，上面是圆的。用灰袋子纸包着，用炮线缠上。我们工人一个人只有一身土布的衣裳，也有穿更生布的衣裳的，干活也穿它。
在我刚到弓长岭那时候，日本人为了笼落人心，还给我们点白面吃，可是到后来我们吃的尽是高粮米，这些高粮米就扒下一层皮，又粗又红，再就是吃棒子面，还有掺沙子的小米，到最后，连高粮米、棒子面都吃不到了，吃的完全是橡子面，而且是发了霉的橡子面，又苦又辣，橡子面占90%。我们工人到伙房吃饭，打一个饭碗也要赔。有一次，因为我掉地下一根筷子，还挨了把头一顿骂。那时候，劳工（按：指辅导工）一个人一顿饭给一窝头，一小块青罗卜滚大咸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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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兆禄：
（按：尚兆禄，农民，辽阳县安平区尤吉沟人。1944年至1945年8月被抓进弓长岭矫正辅导院当辅导工。此材料形成于1962年9月6日。）
我叫尚兆禄，伪满时因穷，村里人雇我上北满当劳工，讲去二个月，结果我多做了七天，回来管村长要钱，村长不给，等村上管我要钱时我说：还有钱顶着呢。就因为这个事，伪满日本鬼子抓浮浪者，说我是无业游民，就把我抓到安平警察署，后又把我带到辽阳，在辽阳时村长去说我这几年不学好，偷粮掳穗，就这样从辽阳送到鞍山，到鞍山压了七天后就把我送到弓长岭矫正辅导院。
我在辅导院里共住13个月祖国就光复了，再有一个月祖国不光复我也就死在里面了。我出来身上长疥疮，你看我手腕上的疤，就是那时候留下来的。
被抓进辅导院的是以所谓政治犯、思想犯、经济犯等罪名。我进去时多少人不知道，光复时听说3800多人最后剩1500多人，进去的死了一多半。仅我知道的和我一起进去的30多人，只出来6个，那些人都死在辅导院里了。
辅导工一进来，有什么好东西、衣服、鞋就被辅导警们给没收去。不给他们，他们就揍你。
辅导院上边有院长是日本人，官佐，有日本人的也有中国人，主任是中国人下边是辅导士，他们天天打人，去现场干活一天12小时不管你工作好坏他们是一齐打。辅导主任巴彦明，这小子打人不睁眼，有一天有一个辅导工病了不能走，巴彦明叫两个辅导士每人担一条腿顺地拖，不一会儿人就给拖死了。
每顿给一小碗稀饭吃不饱，睡在不烧火的坑上，晚上辅导警把裤子都给收去了，为的是怕我们逃跑，一床破被五六个人扯，连饿带冻得病的非常多，鬼子恐怕有病的辅导工不死，给打了一种毒针，打上针就身上化浓疮而死，死了人就用一个活底棺材抬到三道沟万人坑。每天都抬一回，一个棺材装三四个人，也有的还有点活气就给抬走了。
当时也有逃跑的，逃跑的抓回来就给打死，鬼子说：打死的没关系，跑了的不行。有一次在后台沟洞子里干活有20多人，他们把辅导警抓住问他要死要活，那天在井口的辅导警叫焦海山，焦看不好忙说要活，结果大家用小车把他扣了起来，把上边的辅导警也打了，然后就跑了。后来日本人在三家子抓回来一个逃跑的辅导工，用战刀给砍死了。
除此之外，这个街有个四民店，是家属来看望我们时住宿的，辅导主任巴彦明和官佐们有的要钱，有的就叫他们给强奸了。
光复时，鬼子院长给我们训话说：战争完了，辅导院开放。”把辅导工拉到辽阳，到辽阳一看没人管我们了，才各自回家。
这就是我在辅导院的经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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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治祥：
（按：刘治祥，河北省兰城县赵州人，抗战时期被俘后被押到弓长岭采矿所当特种劳工，现住弓长岭陈家街4委20组。此材料形成于1968年2月4日。）
我32岁那年在山西省降县被俘。我们的部队是国民党五十军49师3团1营1连(机枪连)，当时的副师长、参谋长投降日本了，那个地方大部分都让日本占领了，我们又坚持了三个月，后来上边来电报，让师长邢庆忠过黄河，我在战斗中被俘。
被俘后把我们都送到玉池上闷罐车，那里正是五月节，天气热得很，一个车里装的满满的透不过气来，车门紧锁，车外边在顶上有日本宪兵押车，当车到北京西宛，车里的人就死了三分之二。在西岭住了两个多星期，把战俘编成13个班，鞍山昭和制钢所的人给我照像，就又上闷罐车往东北运，当车到辽阳的时候，往弓长岭开来9个班，往鞍山4个班，每个班80100人，到弓矿的时间是康德8年7月4号，住在陈家堡子，我是木工。
关于砍人的问题，时间我算定是康德十年秋天的一个下午，我正上厕所看的是很近的，但因为有一个房子挡着视线未看出砍了几个。那天是用汽车拉来的，每个人都扒去了上衣，五花大绑，没有脚镣子，周围都是警察，拿着枪，枪口从外，几步就一个岗，主要是怕大兵（按：指特种劳工）暴动。在刑场里的人都是日本宪兵，有一个翻译是劳务系的，姓赵。后来知道那天一共砍了6个人，这个数是大队烧水的老王告诉我的，老王是在大孤山听当时一个陪绑的人说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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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纪功：
（按：马纪功，山东肥城县人，住弓长岭苏南委13组，原为弓长岭采矿所工人。此材料形成于1973年10月13日。）
我16岁的那年，在3组上班。打手钎子时，从上边滚下来一块矿石，砸在我的头上，人家把我抬到了医务所，医生说：头骨打碎了，不行了，抬回去吧。回家后苏醒过来，养了三个月就好了。可见这并不是不能治的。因我是公伤，养好后我到93组找大把头王桂怀要钱，他说给你什么钱，你调号，说着给了我两个嘴巴。我又找会计组，鬼子叫我把戳给他，我就给了他，他却和甄先生说，给他两个耳光子，说着打了几个耳光子，又说我的心坏了，叫我跑两个多小时，就这样我挨了两次打，钱还是没得着。当时什么沟、坑的，并不是一个，水沟的地方都是死人，进去让人都睁不开眼睛。扔进万人坑的大都是矫正辅导工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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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臣远：被骗到弓长岭铁矿当劳工
（按：王臣远，1929年出生，现住沈阳市。此材料根据2003年5月15日采访录音整理。）
我原籍是山东省肥城市北台镇，大哥王凤远是八路军，1940年前牺牲在抗日战场上，二哥王君远在辽宁省的辽阳市弓长岭铁矿当劳工，只有我和母亲一起，生活十分困难。由于我大哥是八路军，我们作为抗日军属在当地是有危险的，因此在1943年5月弓长岭铁矿到我们家乡招劳工时，我就报了名，准备投奔我二哥，村里还五六个有同去的。我们先从家乡走到济南，办完"华北劳工出国证"后上了火车。这个劳工证我一直保存到今天。火车向北开了三天三夜到了沈阳，途中只发给我三个大饼子，下车时，都饿得直打晃，实在饿得没办法，就拣车站地上别人扔的桔子皮、苹果核吃。接着，我们又转车到了辽阳弓长岭。到弓长岭见到二哥后，他很意外，他正为自己难以脱离苦海而苦恼，没想到弟弟又陷火坑。
我和二哥住在一处劳工房子里，每个房子分两个屋，每间屋子里有两铺炕，住四五十人。按劳工登记时的顺序，劳工们都被分成了组，每组五六十人不等，小的组还有二十多人的，我在第106组。矿上时常发生事故，有时若发生塌方，弄不好整个组一个不剩。劳工减少了，把头就继续去招劳工来补充。
劳工们吃的是橡子面和发霉的苞米面，有时还得去山上采野菜充饥。即使这少得可怜的伙食也是劳工们冒着生命危险辛苦干活赚来的，名义上每天工作八小时，可是要想不挨饿，必须连干两个班，用挣来的微薄收入买些咸菜、煎饼吃。
我在矿上负责取、送钻眼用的钢钎，每天山上、山下地扛着沉重的钎子来回跑，劳累极了。但更危险的是那些在矿井里挖矿的人，日本人不顾劳工的安危，只图省工省料，发给燃放炸药的药捻子不合标准，供劳工安全撤退的时间非常短。一次，我在矿井里换钎子时，里面放炮的劳工发现药捻子燃烧得异常的快，连忙把我推到坑道里的安全处，这时炸药就响了，那个救我的劳工肩头都被炸飞的碎石崩伤了。还有一次，在掌子面干活的劳工发现头上的一块巨石出现松动，出现冒顶迹象，建议马上撤离，可日本监工不准。我当时正在附近，只听到一声闷响，发生了大面积冒顶，可怜里面三四十劳工全部被压到石头下了。事后，足足用了两个月的时间，在巨石上钻眼、放炮才把冒顶的石头清理开，那些遇难劳工都被砸成肉酱了，只得用铁耙子将碎尸收拢在一起合葬了。
在弓长岭当劳工的有三种人：一是我们这样被骗招来的劳工，处境算是最好的；二是"勤劳奉仕"，他们的境遇也算可以，最惨的是"矫正辅导院"的"犯人"劳工。"犯人"们也得每天出工，上下工要排队，有日本人和汉奸拿枪看押着。这些"犯人"几乎个个浮肿，有的脚趾都肿得高高的。我亲眼见到一个"犯人"上山时被日本人一棒子打倒，顺着山坡滚了下来，可是所有人都不敢管。
当劳工期间，发生了一场瘟疫，持续将近一年的时间，患病死去的劳工无计其数。我住的劳工房有一半人因此丧命。这期间，在山东家乡的老母亲对我们哥俩放心不下，从家乡一路乞讨来与我兄弟俩团聚。没想到母亲刚来到弓长岭几天，就死在了这场瘟疫中。我二哥也染病不起，头发全掉光了，幸好吃了别人从家带来的药才保住性命。那期间，每天都有死人往外抬，有时走在路上，几百米内就可以看到几伙抬死尸的人。死人都扔到了三道沟，沟里挖了许多深两米、长三四米的坑，死人扔到里面装满后，倒上汽油烧。尸体火化时肌肉抽搐，肢体乱动，那场景恐怖至极。那里就是三道沟万人坑。后来日本人又在沟口修了一座专门火化劳工尸体的炼人炉。
1945年8月光复时，劳工中的年青人自发地组织起来，手持铁棒举行暴动，向日本人清算血债，然后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，就是后来的解放军。我也参了军，从此脱离了苦海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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